123 牛李党争¶

册次：第十一册 · 由盛入衰｜卷次：卷二百三十七至二百四十八（唐纪五十三至六十四）纪年：元和三年—大中四年（808—850 年）状态：✅ 已完成｜最后核对：2026-09-03（维基文库不可达，经 jsdelivr 镜像核校 kanripo 影印四部丛刊本《資治通鑑》，附胡三省音注）

一、导读¶

长达四十年的牛李党争，起跑信号是一份考卷的判词。元和三年（808），贤良方正科，伊阙尉牛僧孺、陆浑尉皇甫湜、前进士李宗闵「指陈时政之失，无所避」，考策官韦贯之「署为上策」，宪宗「亦嘉之」——李吉甫恶其言直，泣诉于上，牵出覆策官王涯的姻亲关系，于是罢学士、连贬三官。直言之士与当国者的第一回合，牛党的两位主角与李党的父亲完成了结怨。

决定四十年格局的第二回合，还是一份考卷。长庆元年（821），礼部侍郎钱徽掌贡举——段文昌、李绅各自写信托他照顾所善的进士，「及榜出，所属皆不预」；而及第名单里有郑朗（郑覃之弟）、裴撰（裴度之子）、苏巢（李宗闵之婿）。文昌怒奏「今岁礼部殊不公，所取进士皆子弟无艺，以关节得之」——德裕、稹、绅皆曰：诚如文昌言。覆试黜十人，钱徽贬江州、李宗闵贬剑州。有人劝钱徽把两封托请的私信呈给皇帝自证，徽曰：「苟无愧心，得丧一致，奈何奏人私书——岂士君子所为邪！」取而焚之。《通鉴》随后落下四十年党争的总账：「自是德裕、宗闵各分朋党，更相倾轧，垂四十年。」

两党唯一一次正面交锋的国策辩论，是维州。太和五年（831），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受维州降将悉怛谋，百官集议皆请如德裕策——牛僧孺曰：「中国御戎，守信为上……彼若来责曰：何事失信？养马蔚茹川，上平凉阪，万骑缀(zhuì)回中，怒气直辞，不三日至咸阳桥。此时西南数千里外，得百维州何所用之？徒弃诚信，有害无利——此匹夫所不为，况天子乎！」诏德裕归城执送——吐蕃尽诛之于境上，极其惨酷。十二年后德裕追论此事；而司马光在臣光曰里下了终审判决：「德裕所言者利也，僧孺所言者义也。匹夫徇利而忘义，犹耻之，况天子乎！……以是观之，牛李之是非，端可见矣。」

二、原文（难字注音）¶

（本篇为节录，取卷二百三十七、二百四十一、二百四十三、二百四十四、二百四十七、二百四十八诸条，删节处以「……」标示。）

【元和三年对策案】（卷二百三十七·元和三年）

夏四月，上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人——伊阙尉牛僧孺、陆浑尉皇甫湜、前进士李宗闵，皆指陈时政之失，无所避。吏部侍郎杨於陵、吏部员外郎韦贯之为考策官，贯之署为上策，上亦嘉之，诏中书优与处分。李吉甫恶其言直，泣诉于上，且言翰林学士裴垍、王涯覆策——涯之甥也，涯不先言，垍无所异同。上不得已，罢垍、涯学士。垍为户部侍郎，涯为都官员外郎。贯之为果州刺史，后数日再贬巴州刺史；涯贬虢州司马。

【长庆贡举案】（卷二百四十一·长庆元年）

初，右补阙杨汝士与礼部侍郎钱徽掌贡举。西川节度使段文昌、翰林学士李绅各以书属(zhǔ)所善进士于徽。及榜出，文昌、绅所属皆不预。及第者：郑朗（覃之弟）、裴撰（度之子）、苏巢（宗闵之婿）、杨殷士（汝士之弟）……文昌言于上曰：「今岁礼部殊不公，所取进士皆子弟无艺，以关节得之。」上以问诸学士——德裕、稹、绅皆曰：「诚如文昌言。」上乃命中书舍人王起等覆试。夏四月丁丑，诏黜朗等十人，贬徽江州刺史、宗闵剑州刺史、汝士开江令。或劝徽奏文昌、绅属书，上必悟。徽曰：「苟无愧心，得丧一致——奈何奏人私书，岂士君子所为邪！」取而焚之，时人多之。……自是德裕、宗闵各分朋党，更相倾轧，垂四十年。

【牛李之怨愈深】（卷二百四十三·长庆三年）

（李德裕）以为李逢吉排己，引僧孺为相，由是牛李之怨愈深。（考异：旧德裕传所述，盖出于德裕党人之语，未必皆出逢吉之意，今不取。）

【维州案】（卷二百四十四·太和五年）

（德裕受维州降，欲遣生羌三千烧十三桥捣西戎腹心。）事下尚书省，集百官议，皆请如德裕策。牛僧孺曰：「吐蕃之境，四面各万里，失一维州，未能损其势。比来修好，约罢戍兵——中国御戎，守信为上。彼若来责曰：何事失信？养马蔚茹川，上平凉阪，万骑缀(zhuì)回中，怒气直辞，不三日至咸阳桥——此时西南数千里外，得百维州何所用之？徒弃诚信，有害无利。此匹夫所不为，况天子乎！」上以为然。诏德裕以其城归吐蕃，执悉怛谋及所与偕来者悉归之——吐蕃尽诛之于境上，极其惨酷。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。

【德裕追论与臣光曰】（卷二百四十七·会昌三年—四年）

李德裕追论维州悉怛谋事，云：「维州据高山绝顶，三面临江，在戎虏平川之冲，是汉地入兵之路……其维州熟臣信令，空壁来归。臣始受其降，南蛮震慑，山西八国皆愿内属……臣受降之初，指天为誓，面许奏闻，各加酬赏。当时不与臣者，望风疾臣。诏臣执送悉怛谋等，令彼自戮——臣宁忍以三百余人命，弃信偷安！累表陈论，乞垂矜舍；答诏严切，竟令执还。体备三木，舆于竹畚(běn)——及将就路，冤叫呜呜，将吏对臣无不陨涕。其部送者更为蕃帅讥诮：「既已降彼，何用送来！」复以此降人戮于汉境之上，恣行残忍……至乃掷其婴孩，承以枪槊——绝忠款之路，快凶虐之情，从古已来，未有此事！」诏赠悉怛谋右卫将军。

臣光曰：论者多疑维州之取舍，不能决牛李之是非。臣以为……是时唐新与吐蕃修好，而纳其维州。以利言之，则维州小而信大；以害言之，则维州缓而关中急。然则为唐计者，宜何先乎？……且德裕所言者利也，僧孺所言者义也。匹夫徇利而忘义，犹耻之，况天子乎！……以是观之，牛李之是非，端可见矣。

【党争落幕】（卷二百四十八·大中初）

（宣宗立，尽逐李党。）再贬潮州司马李德裕为崖州司户……己未，崖州司户李德裕卒。

【注释】

李吉甫恶其言直，泣诉于上：党争的起点不是政见，是一次考策的评价权——直言之士拿了「上策」，当国者哭了。「泣诉」二字写尽吉甫的攻略：把政见之争翻译成感情问题。
涯之甥也，涯不先言，垍无所异同：吉甫的举报逻辑——评卷团队里有姻亲，且没有回避申报，所以整份评分失去效力。以程序瑕疵否定实体结论，是党争的标准武器：它永远有部分真实，因此永远有效。
以关节得之：关节＝走关系打通要害（胡注：「唐人谓相属请为关节，此语至今犹然」）。科场案的讽刺在于：指控者与被指控者都在用关节——文昌、绅私书托请未遂，才揭发别人的关节得逞。
德裕、稹、绅皆曰诚如文昌言：覆试的推动者三人恰是未来的李党核心——他们主持的不是正义，是对牛党网络的定点爆破；苏巢（宗闵之婿）的落第就是投名状。
苟无愧心，得丧一致：钱徽焚书是整场党争里最干净的动作——他放弃了自证清白的最强证据，因为那是别人的私书。贬官与人格在同一日结算：「时人多之」。四十年的倾轧里，这一页几乎唯一无可指摘。
垂四十年：从长庆元年（821）到大中初德裕贬死，恰约三十年；从元和三年（808）计，四十二年——司马光把起算点放在贡举案、把时长给了对策案，暗示这场党争的种子在父辈（吉甫）就已埋下。
守信为上：僧孺的维州论是一份完整的地缘与信用论证——「万骑缀回中，不三日至咸阳桥」是军事地理的清醒：维州虽险，改变不了吐蕃对关中的打击半径。他把命题从「要不要维州」换成「要不要为维州赌盟约」。
此匹夫所不为，况天子乎：僧孺的修辞策略——用最低的标准（匹夫）校验天子的行为，与「守信为上」合成一个闭环：天子不是可以失信的人，因为天子失信没有对家可以扯皮。
尽诛之于境上，极其惨酷：决策的代价被精确记录——送还降人等于签发死刑执行令；《通鉴》不讳言「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」，把党争的下一级台阶也标了价。
臣宁忍以三百余人命，弃信偷安：德裕十二年后追论的焦点不是疆土而是三百条人命与自己的誓言——「指天为誓，面许奏闻」。追论的杀伤力在于它把牛党的「义」翻转为「弃信」：僧孺的守信论保的是唐蕃之信，毁的是朝廷对降人之信。
德裕所言者利也，僧孺所言者义也：臣光曰的终审以「利义二分」结案，但判词的锋刃藏在后半——「匹夫徇利而忘义，犹耻之，况天子乎」——他用僧孺的话的逻辑判僧孺胜诉：维州该还，因为天子不可徇利。司马光在天子与国家利益冲突时，义永远优先——这是《通鉴》为皇帝书的底色，也是他本人罢相复起的政见。
以是观之，牛李之是非，端可见矣：终审判决书里没有判人的罪，只判了事的是非——司马光刻意把「维州之是非」与「牛李之是非」分开：维州案僧孺胜，不等于牛党清白；党争的账目，另册另算。胡注「元祐之初弃米脂等四寨以与西夏，盖当时国论大指如此」——这条注把司马光的判决与他自己后来主政的取舍连在了一起，是《通鉴》注史上最著名的一次「作者自况」。
崖州司户李德裕卒：四十年党争的落幅——不写葬礼，不写评价，只给一个官职与一个死讯。李党的全部功业（平泽潞、灭佛、会昌之政）在宣宗朝的账本上只折算成一个流放的官名。

三、译文¶

元和三年夏四月，皇帝亲自策试贤良方正、直言极谏科的举人——伊阙尉牛僧孺、陆浑尉皇甫湜、前进士李宗闵，都指陈时政的过失，毫无回避。吏部侍郎杨於陵、吏部员外郎韦贯之担任考策官，贯之把他们评为上等策论，宪宗也赞许，下诏中书从优安排。李吉甫恨他们言辞太直，哭着向皇帝申诉，还说翰林学士裴垍、王涯复核策论——王涯是皇甫湜的舅舅，王涯不主动说明，裴垍也就没提异议。宪宗不得已，免去裴垍、王涯的学士之职。垍改任户部侍郎，涯贬都官员外郎。贯之贬果州刺史，几天后再贬巴州刺史；王涯贬虢州司马。

当初，右补阙杨汝士与礼部侍郎钱徽主持贡举。西川节度使段文昌、翰林学士李绅各自写信给钱徽，托他照顾自己看好的考生。等榜发出来，文昌、绅托请的人都没考上。及第的名单里：郑覃之弟郑朗、裴度之子裴撰、李宗闵的女婿苏巢、杨汝士之弟杨殷士……文昌对皇帝说：「今年的礼部考试太不公平，录取的进士全是没有真才的官宦子弟，都是靠打通关节得中的。」皇帝问各位学士——德裕、元稹、李绅都说：「文昌说得对。」皇帝于是命中书舍人王起等主持覆试。夏四月丁丑，下诏黜落郑朗等十人，贬钱徽为江州刺史、李宗闵为剑州刺史、杨汝士为开江令。有人劝钱徽把文昌、李绅的请托私信呈给皇帝，皇帝必定醒悟。徽说：「只要问心无愧，得失都是一样的——怎么能呈上别人的私信，这是士君子干的事吗！」取出信来烧了，当时的人都称赞他。……从此德裕、宗闵各自结成朋党，互相倾轧，前后近四十年。

李德裕认为是李逢吉排挤自己、引进牛僧孺为相，从此牛李之间的怨恨更深。（考异：旧唐书德裕传的记载，多半出自德裕党人之口，未必都出于逢吉的本意，不取。）

维州降附后，事情交尚书省，召集百官议论，都请求按德裕的方略办。牛僧孺说：「吐蕃的疆域四面各达万里，丢一个维州，损害不了它的实力。近来两国修好，约定撤回戍兵——中国对付戎狄，守信为上。他们若来兴师问罪：为什么失信？在蔚茹川养马，登平凉坂，上万骑兵直插回中，带着怒气与堂堂正正的理由，三天不到就到咸阳桥——到那时，在西南几千里外得到一百个维州，又有什么用？白白抛弃诚信，有害无利。这是普通人都不干的事，何况天子！」皇帝认为对。下诏命德裕把城交还吐蕃，把悉怛谋和同来的人全部押送——吐蕃把他们全部杀死在边境上，手段极其残忍。德裕从此更加怨恨僧孺。

会昌年间，李德裕追论维州悉怛谋之事，说：「维州占据高山绝顶，三面临江，处在戎虏平川的要冲，是汉地用兵的入口……维州的守军熟悉臣的信义，空城来归。臣刚受降的时候，南蛮震动，山西八国都愿意内附……臣受降之初，指天发誓，当面许诺奏闻朝廷、分别奖赏。当时不肯同意的人，转头就痛恨臣。诏令臣把悉怛谋等人押送回去，让他们自行屠戮——臣怎么忍心用三百多条人命，换取弃信苟安！臣多次上表申论，恳请宽免；答复的诏书严厉急切，终究命令押还。他们戴着全套刑具，装在竹筐里抬走——临上路时，冤哭之声呜呜不绝，将吏听到的没有不落泪的。押送的人还被吐蕃主帅讥笑：『既然已经投降了他们，何必送回来！』又把这批降人杀死在汉境之上，恣意残忍……甚至把婴儿摔向枪尖——断绝忠义来投之路，满足凶残暴虐之心，自古以来，没有这样的事！」下诏追赠悉怛谋右卫将军。

臣光曰：议论的人多在维州的取舍上疑惑，不能判定牛李的是非。臣认为……当时唐刚与吐蕃修好，就收纳它的维州。从利来看，维州小而信用大；从害来看，维州缓而关中急。那么替唐朝打算，哪个该放在前面呢？……况且德裕讲的是利，僧孺讲的是义。普通人为利忘义，尚且觉得羞耻，何况天子呢！……由此看来，牛李在维州一事上的是非，结论就很清楚了。

大中初，再贬潮州司马李德裕为崖州司户……己未，崖州司户李德裕去世。

四、解读¶

4.1 史家之论¶

本篇有一条臣光曰，是《通鉴》里最像「终审判决」的一条——「论者多疑维州之取舍，不能决牛李之是非」。司马光的审理分三步：第一，把命题限定（维州，不是两党全部）；第二，给出标准的排序（「维州小而信大」「维州缓而关中急」——量化比较后，义高于利）；第三，用对手自己的句式收束（「匹夫徇利而忘义，犹耻之，况天子乎」——这几乎逐字复述僧孺的原话）。判决表面利于牛党，但司马光特意补了一句「牛李之是非，端可见矣」——「端可见」三个字极有分寸：他判的是维州一案，不是四十年党争全部；对德裕的会昌功业，他在卷二百四十八另有一整卷的正面记录。胡三省的那条注（「元祐之初弃米脂等四寨……盖当时国论大指如此」）是全注最耐读的一笔：元祐弃地的决策者正是司马光本人——胡注把《通鉴》的判决书与作者的行政记录对齐，让后世读者看到史家之「义」与执政之「利」如何在同一个人身上并存与互噬。

4.2 史事纵深¶

党争的燃料是「评价权」，不是政见。四十年恩怨的三次点火——对策案（评价举人的策论）、贡举案（评价进士的试卷）、维州案（评价一桩外交）——全是判断权的争夺。牛李两党没有系统的意识形态分歧（这不是现代意义的政党）；他们争夺的是由谁、用什么标准、给谁打分。科场是最典型的战场：钱徽案的各方（托请的、被托的、揭发的、覆试的）没有一个不在经营关系网——区别只在谁的网赢了这一榜。「垂四十年」的断语之后，几乎每个人物的升贬都能在两份名单之间对号。

科场案里藏着党争唯一的「清白样本」。钱徽焚书，是四十年里罕见的不自证清白之举——他拒绝用别人的隐私换取自己的官位。耐人寻味的是：这个动作没有改变任何人的命运（他还是被贬了），却让「时人多之」——党争的规则是胜者通吃，但士论另有账本。《通鉴》记下这一页，等于在四十年倾轧的黑暗里点了一盏灯：规则可以决定胜负，决定不了人格的定价。

维州案是义利之辨的极限测试题。它的残酷在于两个选项都是对的：僧孺的守信论在战略上无懈可击（关中的打击半径确实在吐蕃马蹄之下），德裕的追论在道义上无法反驳（三百人因朝廷的誓言而死）。《通鉴》的处理是把两份正确都完整呈现，再用臣光曰给一个排序——义先于利。但书末胡注揭示：排序容易，执行很难；元祐的弃地证明了「义」的答案在纸面上清晰，在疆场上昂贵。党争四十年里，牛李各自的悲剧其实同构：僧孺赢了义输了相位，德裕赢了功业输了身后名——义利之辨没有胜者，只有代价的分配方式。

4.3 今读¶

一、警惕「程序瑕疵否定实体结论」的斗争工具。 「涯之甥也，涯不先言」式的指控永远有部分真实——而它的威力恰在于此。现代组织的对应：用回避制度瑕疵、流程细节去推翻自己不喜欢的结论。自查两问：这个程序问题是独立发现，还是结论不利时才被发现的？修复它是否同时会推翻多个自己认可的结论？若答案可疑，这就是斗争而非治理——程序正义的价值在于一致适用，一旦变成选择性武器，它保护的就不再是程序。

二、关键评价岗位要防「双向关节」。 贡举案的教训是双重的：考官会被托请（钱徽案），揭发者也在托请（文昌、绅的私信）。现代组织对应：评审、招聘、晋升委员会的制度设计，要假设指控者与被指控者都在同一张关系网里。可操作的加固：托请记录的登记制度（让私书可以被公开查验——恰是钱徽拒绝的另一种解法）、评委轮换与随机分组、对「揭发」本身做利益相关审查。

三、义利排序要预设「执行的账单」。 司马光判僧孺胜诉的代价，胡注已经替后世算过（元祐弃地）。现代组织对应：把「讲原则」的决策也做成带账单的决策——选择义的同时，明写它要放弃多少利、这些利由谁承担。不标价的义会在执行中变成反噬；同样，德裕式「先做事再算账」（先受降再上奏）也会在某个追论日被翻出——誓言与信用是组织的隐形负债，签字之前先确认自己打算怎么还。

五、拓展¶

成语与熟语

牛李党争——唐代以牛僧孺、李德裕为首的两派党争，四十年门户之祸的代称。
指陈时政，无所避——本篇对策语，直言不讳。
以关节得之——本篇语（胡注：唐人语至今犹然），喻走关系得利。
苟无愧心，得丧一致——钱徽语，问心无愧则不计得失。
垂四十年——本篇断语，喻积怨之久。
徇利忘义——臣光曰语，为利益背弃道义。

本篇名句

「皆指陈时政之失，无所避。」——《通鉴》叙事语
「李吉甫恶其言直，泣诉于上。」——《通鉴》叙事语
「苟无愧心，得丧一致——奈何奏人私书，岂士君子所为邪！」——钱徽
「自是德裕、宗闵各分朋党，更相倾轧，垂四十年。」——《通鉴》叙事语
「中国御戎，守信为上。……此匹夫所不为，况天子乎！」——牛僧孺
「此时西南数千里外，得百维州何所用之？徒弃诚信，有害无利。」——牛僧孺
「臣宁忍以三百余人命，弃信偷安！」——李德裕
「绝忠款之路，快凶虐之情，从古已来，未有此事！」——李德裕
「德裕所言者利也，僧孺所言者义也。匹夫徇利而忘义，犹耻之，况天子乎！」——臣光曰
「以是观之，牛李之是非，端可见矣。」——臣光曰

关联篇目

[[120-元和中兴]]——党争之怨恰在元和削藩的功臣网络中发芽
[[122-甘露之变]]——党争的真空期为训注与宦官让出了舞台
[[124-会昌之政]]——李党执政的正面记录；党争落幕的另一半
[[106-房谋杜断与贞观名臣]]——「用人如器」与「各分朋党」的对照

延伸阅读

《资治通鉴》卷二百三十七至二百四十八——主干材料；卷二百四十七维州臣光曰为全篇枢纽
《旧唐书·李德裕传》《牛僧孺传》《李宗闵传》——官方档案（注意党人笔倾向，考异已辨）
《资治通鉴考异》——逢吉构陷诸条、「德裕党人之语」的辨析
陈寅恪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——牛李党争与山东旧族、进士新科的社会史解释
傅璇琮《李德裕年谱》——党争人物编年的现代整理